北宋徽宗宣和四年(年)，协助官军剿灭方腊起义军后的宋江，在山东再次举起了义旗，但是这次小规模的起义，很快就被名将折可存镇压，宋江等人也惨遭杀害。明朝人施耐庵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历代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，完成了《水浒传》的创作，使宋江、林冲等人逼上梁山、揭竿起义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书中描写的将，聚集在八百里水泊梁山，树起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。然而真实情况是，水泊梁山并非是宋江等人长期占据的根据地，在短短几年的起义过程中，义军横行河北、京东、淮南，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，当时史料称宋江为“淮南盗”，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“大本营”。梁山泊也许只是其进行水战训练的场所，大本营还是以州县为主。
《水浒传》剧照▲
就在宋江等人的起义被镇压后，不到五年的光景，繁华而富庶的汴京便遭到金人铁骑的蹂躏。曾经的胜利者沦为阶下囚。赵宋皇室的唯一希望：康王赵构，则夹着尾巴，灰溜溜地逃向南方，做起偏安一隅的小皇帝。
然而，就在赵构偏安临安，立足未稳之时，在湖南的八百里洞庭湖上，再次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大、持续时间更长的农民起义。在金兵南下，北国尽失的情况下，这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又将何去何从？而惊惧不已的高宗赵构又将如何应对他继位以来的第一场造反运动？
洞庭湖与岳阳楼▲
北宋钦宗靖康二年（年）春，金人的铁骑再次跨过黄河，成功登上了北宋最高权力中心汴京的城楼。而在湖南，鼎州武陵县（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）唐封乡水连村天子冈，有一个叫钟相的人，虽然他恨透了平时鱼肉乡里的官府，但是出于义愤，他还是招募了三百民兵，由长子钟子昂率领，随同地方民兵，一起奔赴河南勤王。至少在这个时候看来，钟相的初衷还是为了大宋的天子。
民兵行进到河南邓州南道（今河南省邓州市），被主管部门告知两位皇帝已经被金人掳走，所有勤王军队一律开往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省商丘市），共同拥戴康王赵构即皇帝位。随着赵构的即位，各路勤王的民兵，被命令尽数解散，遣返原籍，继续维持原业。
赵构▲
钟子昂带着垂头丧气的三百人，从应天府回到鼎州武陵县。一路上，钟子昂发现随着赵宋皇帝的南逃，被金军冲散的溃兵，和趁火打劫的流寇横行天下。忙着躲避金人追捕的宋朝政府无暇，更没有能力来管理地方上的治安。所以回到家乡后，钟子昂并没有遵照政府的指示解散这支民兵队伍，而是多置器甲，结寨自保，抗击南下的金兵、溃军与流寇。偶尔还会与地方政府合作，收复被流寇占据的州县。
建炎三年（年）冬，原宋朝东平府兵马钤辖孔彦舟，在与金军的交战中率众叛逃，带领十万叛军，从湖北的随州一路南下，侵犯荆南。时任湖北路安抚使唐悫（què）见贼兵势大，一路向南逃窜，未做任何抵抗，任由贼兵肆虐荆南。而钟相等人只好继续扩大队伍，结寨自保，抵御贼兵。
但孔彦舟一伙，占据盘踞洞庭湖沿岸诸州，为害一方，钟相等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，地方政府也对这伙贼兵视若无睹，没有任何的平叛措施。
饱受贼兵侵扰的钟相，不得已在建炎四年（年）二月，揭竿而起，建号大楚，自称楚王，建元天载（一作天战），控制了洞庭湖周边诸州十九县，在洞庭湖中建立了水寨。利用秘密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工具，提出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起义口号，这对贫苦民众是富有吸引力的，四方农民络绎前来投拜入法。
宋朝的统治者，向来是“外战外行、内战内行”。势力逐渐扩大的钟相引起了南宋政府的注意。在当时，啸聚山林湖泊的并非只是钟相一家，在“群盗”并起的形势下，南宋政府推行了以盗制盗的方针，即任命一些兵强马壮的流寇集团首领为镇抚使或捉杀使，让他们去消灭其他流寇集团和农民武装。
就在钟相揭竿而起的同月，盘踞在洞庭湖的贼兵孔彦舟被宋朝任命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，由他去对付钟相。孔彦舟在鼎州，暗派间谍混入钟相队伍为内应，大败钟相。钟相和他的妻子尹氏、儿子钟子昂、钟全、钟绪以及许多部属，被孔彦舟俘获后移交官府，尽数杀害。仅剩幼子钟子义侥幸脱逃。
也不知道为啥，钟相让我想到了晁大哥▲
但是，起义军并没有因为钟相的死而就地解散，钟相之下还有部将八十余人，以杨幺为领袖，接过钟相的旗帜，继续进行起义。杨幺原名杨太，当地称兄弟中幼小者为“幺”，故称其为杨幺。杨幺自称“大圣天王”，立钟相之幼子钟子义为太子。
钟相之死彻底将起义军逼到了南宋政府的对立面，此前的义军或许还是出于自保，但是自钟相死后，义军的主要打击对象在金兵与流寇以外，也包括了宋军。在杨幺的带领下，义军的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之众。以洞庭湖为根据地，在湖里建立了面陆背水的大小水寨数十个，进可陆耕，退可水战，形成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。
山东水浒影视城水寨▲
为提高水战能力，起义军让俘获的工匠高宣打造二十四车至三四十车的车船。这种车船形制雄伟，分二或三层，大者长三十六丈，高七丈余，可载千余人，以人踏车，以轮击水，进退灵便，行驶疾速，左右前后各设长达十余丈的“拍竿”，用来发巨石击碎敌船。船上的船员配备一种当地叫作“木老鸦”的长兵器，长约二、三丈，普通的短兵器根本无法近身。如此，车船与等战船配合，使起义军掌握了水战的主动权。
《水浒传》剧照▲
时人有云：“方今之大患有三：金虏、伪齐、杨幺。然金虏、伪齐皆在他境，而杨幺正在腹内，不可不深虑之，若久不平灭，必滋蔓难图。”这种论调正符合当时南宋最高统治者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思想。
于是，南宋朝廷命湖南安抚使折彦质督潭、鼎、鄂、荆南兵进讨杨幺；六月，又以王燮为荆南府、潭、鼎、岳、鄂等州制置使，率军并力讨捕。义军出没于弥漫的洞庭湖水之中，难以进讨。王燮建议朝廷以招安为主，征讨为辅。但是赵构坚持要清剿义军。
其实这个时候赵构的心理活动很有意思；他刚被金人从临安一路追杀到宁波，又从宁波乘船出海避难，在海上飘荡了几个月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回到临安，湖南又冒出来个钟相杨幺的起义军，赵构心想：我打不过金人，我还打不过你们这群草台班子。
官军就带着赵构的期许，直扑洞庭湖。一日之间，官军死伤万人，宋军水师主力，尽数被义军歼灭。讨伐以失败告终。
《水浒传》剧照▲
就在官军与义军交战之时，在北方的宋金战场，宋军连连失利，绍兴三年（年），正月，金兵破金州（今陕西安康汉滨区）。二月，攻克陕西的饶风关（今陕西石泉西北），九月，伪齐兵陷湖北的邓州、随州、襄阳。陕西、湖北相继告急。
知枢密院事张浚提议，对杨幺起义军实行招安政策，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金军和伪齐，宋高宗迫于金兵的压力，停止了对义军的征讨。转而进行安抚，与义军进行谈判，撤走了与义军一直存在矛盾的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。
然而，张浚的招安政策刚开始实行，便遭到了弹劾而下台。恰在此时，一封关于义军勾结伪齐夹击南宋的情报，出现在宋高宗的桌案上，于是，清剿政策取代了招安政策。折彦质和王燮再次受命，征讨义军。但由于北方战事吃紧，官军兵力有限，征伐并未撼动义军的根基。
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才彻底终结了起义军的命运！
绍兴四年（年），岳飞率军收复了邓州、随州、唐州和襄阳，北方抗金的战局出现了大的转机。绍兴五年（年），南宋朝廷调岳飞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，接替折彦质和王燮再次对义军进行清剿。
岳飞的军事主张一向是以抗金为主，认为杨幺的起义军多是“无知村民”，受了官吏的压迫而不得已反抗，所以还是主张以招安为主。而在义军内部，杨幺的态度一直很坚决，要和南宋政府对抗到底，而义军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周伦，则认为只要南宋政府能够保证起义群众的人身安全，为了抗金大局，起义军可以放弃武装抵抗南宋的行动。并且多次通过各种渠道，将这一想法告知南宋政府。
岳飞▲
周伦的想法与岳飞不谋而合，此前的多次招安，官军态度强硬，且要求义军无条件投降，缺乏最基本的诚意。而这次情况则不同，在得到周伦的书面消息后，朝廷特开出招安条件；黄诚、杨幺、周伦等首领，前罪不论，一切赦免，可到张浚、刘光世处参军；义军内部人员，愿意参军者可以就近报名参军；愿回归乡里的，朝廷赐予土地，以作耕种，五年内免役。而且根据岳飞的奏请，黄诚、杨幺、周伦等人若率众出首，拟定为湖南、湖北境内的知州或知府。
朝廷开出的条件看起来还不错，连招安后的再就业问题，也一并给解决了。可是在义军的内部，态度并非完全一致。朝廷的招安皇榜送到义军水寨时，大多数义军将领都来看榜，并有接受招安之意。唯独杨幺不肯看榜，拒绝接受招安，所以也就导致招安政策在义军内部无法一致通过。但是义军的人心显然已经被这道皇榜打破了。
《水浒传》剧照▲
岳飞到达当地后，见杨幺不肯接受招安，且义军的大部队也并无外出接受招安的动静，只得率领大军准备进攻水寨。这时，在义军内部有三千将士合同寨中老小万余人，外出接受招安。岳飞随即挑选精壮者充实军伍，老弱者悉数放归乡里。在这批人的带动下，起义军内不断有人外出接受招安。
但是义军的首领杨幺始终坚持不接受招安，钟相父子的惨死，让他记忆犹新，对南宋政府的仇恨最为刻骨。这样一来，杨幺就变成了大多数起义军打算接受招安的最大阻力。
《水浒传》剧照▲
岳飞见杨幺招安不成，则先派人暗中打开西洞庭湖的堰闸，降低水位；而后命官军编制巨筏，堵塞主要港汊河道；再将大量青草束投入湖中，以阻挠车船的正常行驶。
这年六月，岳飞向杨幺大营发起总攻。杨幺以车船迎战，舟轮被腐草羁绊，行进不便，欲退入港汊，又为巨筏所阻，最终被部下杀害，所部义军中约有五六万人被编入岳家军。至此，杨幺起义军全部接受了岳飞的招安。
钟相杨幺起义坚持七年之久，提出了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口号，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。但作为处于宋金之间的农民政权，长期并存并无可能，既不利于抗金大局，也不利于南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“等贵贱，均贫富”的口号在当时看来，几乎很难实现。
反倒是后来岳飞的招安，使荆湖地区重归安宁，在大力推广农业后，经过历代的繁衍，到了明朝，已经成为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产粮区。
陈寅恪有诗云“妖乱豫幺同有罪”（豫即伪齐刘豫，幺即指钟相杨幺），也许正是从这种历史大格局而言的。
参考资料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杨幺事迹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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